王稼祥又瞪了他一眼，手指在桌上敲了敲，声音不大，但在这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。“争就争呗，怎么个邪乎法？建国大业，没点火药味儿，能行？”他指了指桌上的几份打印稿，“你看看，光是宴会厅的布置，就吵了三天。”

老董叹了口气，把保温杯往桌上一放，发出“哐当”一声。他揉了揉太阳穴，眼睛盯着那几份稿子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注释和修改意见。“这已经不叫争了，这就是硬碰硬。你想想，要的是‘社会主义民主’，还是‘资产阶级民主’？有人主张清单式民主，有人觉得那不伦不类，要的是实质。”

王稼祥没接话，他起身踱了两步，又坐回椅子上，从抽屉里拿出根烟点上。“老董，”他声音低沉，“你告诉我，咱们做这宪法，是为了啥？是为了装点门面，还是真想给老百姓说说权？”

老董掐了掐烟脑袋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“权是得说，但怎么说？有人说得太虚，空喊口号，有人又怕说得太实，变了味儿。你想想，咱们刚建国，地头蛇还多着呢，真把权都给老百姓了，谁还干活的动？”他顿了顿，“这‘人民’俩字，写多少遍，怎么写，得仔细思量。”

王稼祥把烟按在烟灰缸里，发出“嗤”的一声。“思量？思量够了没有？再这么磨叽下去，过年了都没法开会！”他猛地一拍桌子，声音陡然拔高，“有些人就盼着咱们乱呢！你忘了上个月那个会议？有人说要直接搞全面普选，搞什么全民公投？那不是给外人造谣添料吗？”

老董被他吼得一激灵，赶紧摆手。“老哥，老哥，我这不是说……我是说，得考虑周全。”他指了指那份关于‘国家机构’的稿子，“有人说，得把各部委的权都收集中央，免得将来乱套；也有人说，得给地方放权，不然百姓有屁都无处诉。这可都是大事！”

王稼祥冷笑一声。“收权？放权？都是为国家好！可有些人，嘴上喊着为人民，心里想的却是自己那点利益。你看看这份，”他拿起另一份稿子，“有人说，主席团是不是得更大，得有更多的人能干预决策；还有人觉得，这主席团就得保持小而精，不然就成了旧社会的内阁了。